安虎森主編的《區域經濟學通論》一書描述了產生最早城市的“功能性動因”，其主要觀點是：

第一，不同專業化生產者之間進行交易，那么必然產生交易成本。

第二，如果交易效率很低，也就是交易成本很高，人們就不進行交易，人們就不進行交易，因而只能選擇自給自足，此時沒有市場，也沒有城市。

第三，分工是城市形成的必要條件。但只有農業和制造業之間的分工，還不可能產生城市，為了節省不同非農職業之間的交易成本，他們居住在一起，才出現了城市，這是形成城市的充分條件。

第四，分工網絡的擴大與交易費用成倍增加之間權衡的結果，導致交易活動的地理集中，這些交易活動集中在窄小的范圍內，獲得網絡效應的同時達到節省交易成本，這種狹小的地理范圍就是城市。

基于古典經濟學的分工和平衡理論以及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對城市起源的描述，在凱文·林奇的《城市形態》一書中，被歸納為的關于城市起源若干種“功能模式”中的最重要的一種。

（1）城市是獨特的歷史現象；

（2）城市是人類聚落的生態系統；

（3）城市是市場和分配物質產品的地點；

（4）城市是一個力場；

（5）城市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決策系統；

（6）城市是一個矛盾斗爭的舞臺。

凱文·林奇十分重視將城市研究的第2種“功能模式”，即城市作為“市場和分配物質產品的地點”，被看做發生在一定空間的行為模型，這個空間既增加了生產成本，又是一種資源，可以為生產、分配、消費物質產品提了便利條件。

“在保證各種資源的條件下，能夠做出多種選擇的人們從純粹的經濟角度出發總是想使空間模型處于某種平衡之下。這種平衡能使生產和分配物質產品達到效率最高。”

他認為，空間經濟學的兩個分支集中研究了如何實現空間模型的平衡問題：

一是由規模經濟、外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影響的“工業發展位置學說”（亦即“工業區位論”）；

二是1933年克里斯多夫提出的“中心學說”（通常稱為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理論”），這一學說建立于商業發展的基礎之上，首要問題是解決產品的分配而不止是生產效率問題，可以通過一個有序排列的六邊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三角形交通網使產品的運輸效率和經濟交流程度最大化。

凱文·林奇同時也十分重視“城市是一個力場”的觀點。

他認為，“場的理論可以使人們推測出某些變化，包括城市密集式或發散式發展的發展”，還可以解釋場內不同區域的運動，解釋人口、交通、文化、習俗等因素對“交流最大化”的影響。

交往和社會分工的發展

商品交換和市場體系的建立

公共治理機構的設立和軍事防御

最根本的動因是有限的資源要素空間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城市是一個“五位一體”的復雜系統

城市的形成還會受到政治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的影響，因此從古代城市、中世紀城鎮到近代大商業城市、近代大工業城市到現代大工商業城市，不論城市形態如何演進，城市是一個“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復雜系統。

通常包括

由社會分工與經濟聯系構成的各類經濟網絡構成的經濟系統；

由階級、階層和社會治理結構構成的社會系統；

由人的生命的基本保障機制構成的生存系統；

由民族、宗教要素和文化、文明構成的文化系統；

由環境、地理區位和資源稟賦程度構成的生態系統。

這五個系統的集聚過程構成了一定空間地域的城鎮化過程，系統之間互動效應的強弱，使城市形成了從城鎮、城市、城市集群，到都市區、大都市連綿帶的等級結構。

因此，認識“城市”不能不從“獲得網絡效應以節省交易成本”入手，但顯然早就超越了“狹小的地理集中的范圍”。

因此，“城市”概念的內含和外延也在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和國際化進程而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著。

據認為，城市化是西班牙城市規劃師依勒德本索·塞爾達于1867年提出的。

目前國內關于“城鎮化”定義的主流觀點認為：“城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牛文元主編《中國新型城鎮化報告2009》，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9頁。）

安虎森主編《區域經濟學通論》一書認可了這一觀點，并闡述了城鎮化的經濟動因和經濟效應：

“城市化過程是指人口和非農產業在某一空間內的聚集（也就是擴大的分工網絡的地理集中）和因這種聚集而形成的城市數量的增多過程，這種聚集而擴大的分工的網絡效應和交易的地理集中交互而產生的一種效應就是城鎮化效應。”

顯然，以上關于“城市化”的表述是客觀的，特別是對于描述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城鎮化進程是準確的。

但也必須指出，上述關于“城市化（城鎮化）”的“主流觀點”，是建立在“城市就是非農產業聚集的地理空間”的認識之上的，而此種認識并不完全適用于工業化成熟期和后工業化時期，因為工業化進入成熟期之后，城市的功能和城市的形態都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城市功能和城市形態的與時俱進，也使得城鎮化的效應隨之更加充實完整。

《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2009》認為，城鎮化具有集聚和輻射雙重效應。

城市化的集聚效應包括人口集聚、產業集聚、財富集聚、智力集聚和信息集聚；城市的輻射效應包括交通輻射、經濟輻射和文化輻射。

因此，“城市化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人的智慧和勞動。城市的形成、擴張和形態塑造，人的活動始終貫穿其中。另一方面，城市從它開始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對人進行了重新塑造，深刻地改變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按照凱文·林奇的理解，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研究城市有兩種路徑：

一是馬克思主義對城市發展的研究；

二是考古學家對世界各地區不同城市起源所做的研究。

二者都企圖把歷史的觀點系統化作為研究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　　第一章《費爾巴哈》中，以“交往”的起源和擴大為主線，全景式的闡述了城鎮化進程的全貌：

最早的“城鎮化”是遠古時代城市的產生。按照馬恩的觀點，人類的歷史是生產的歷史，生產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由于生產的需要和交往的擴大，分工不斷細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分離。”。而“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

與遠古時代極不發達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部落所有制”的內部分工還很不發達，社會結構也只限于家庭的擴大、父權制的部落首領管轄著部落成員和奴 隸。此時城市尚未真正產生。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著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此種“潛在于家庭中的奴隸制”，才逐漸發展成為“古典古代的公社所 有制和國家所有制”。

“這種所有制是由于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一個城市而產生的。”所以，古代城市的產生既是手工業和商業從農業中分離的結果，也是原始公有制發展為奴隸制并聯合為奴隸制國家的結果。

遠古時代的國家基本上都是依托城市而建立的城邦國家，“城邦國家”是遠古時代“城鎮化”的主導形式，中國和日本古代如此，歐亞大陸的其它國家也大致如此。

“古代所有制也以共同體作為第一個前提，它不是把土地而是把城市作為自己的基礎。”

比方斯巴達、雅典等古代希臘城邦，都是典型的奴隸制城邦；古羅馬帝國則是一個希臘城市、意大利城市和外省城市的結合體，比較發達的城市都處于重要商道的交叉點，或是外省的商業中心。

因此，“羅馬帝國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機地匯合而成的一個大聯合。各城市宛如人體里的細胞模式最小的，可卻是最有活力的有機體”。

交往的衰落與交往的重新興起，使中世紀的“城鎮化”經歷了“萎縮——復蘇——復興”的曲折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奴隸制被封建制取代，城邦國家瓦解的必然性：“趨于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后幾個世紀和蠻族對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產力遭到了極大 的破壞；農業衰落了，工業由于缺乏銷路而一蹶不振，商業停滯或被迫中斷，城鄉居民減少了。這些情況以及受其制約的進行征服的組織方式，在日耳曼人的軍事制 度的影響下，發展了封建所有制。”

“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域，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

一方面，封建領主制度在中世紀歐洲“封建的等級的所有制”中始終居于主導地位，農業生產力的低下和普遍的封建割據，使民族間、國家間的“交往”越發萎縮。

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重新建立的“新城市”里，“聯合起來反對成群搭伙的掠奪成性的貴族的必要性，在實業家同時又是商人的時期對公共商場的需要，流入當時繁華城市的逃亡農奴的競爭的加劇，全國的封建結構——所有這一切產生了行會”。

所以 “在中世紀，有一些城市不是從前期歷史中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由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

而由于城市中各行會之間的分工非常少的，而在行會內部，各勞動者之間則根本沒有什么分工，手工業的“師傅”同時也售賣產品；再加之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流通成本高企，各城市之間的交往十分有限，既妨礙了分工深化，也束縛了城市的發展。

公元10世紀左右，近代商業城市的“胚胎”在中世紀城市“母體”中孕育，西歐城市開始復興。

湯普遜認為：“城市運動，比任何其他中世紀運動更明顯地標志著中世紀時代的消逝和近代的開端。” （[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21頁。）

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是中世紀中后期城市復興的主要動因

一是由于生產和“交往”的分離，形成了商人階級，也形成了商業資本。

二是由于交通條件和安全條件的改善，城市間建立貿易聯系的可能性成為現實。

三是隨著通商的擴大，城市彼此建立了聯系，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產上的新的分工，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

13至14世紀出現于德國沿萊茵河各城市的“萊茵同盟”以及后來的“漢薩同盟”，出現于中世紀晚期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意大利城市國家，都是這一時期城市復興和發展的典型標志。

這些重新復興的城市里，“城市生活包括三個要素：即貿易、市民和市政府。”（高德步 王玨編著《世界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52頁。 ）

不論城市的起源如何，但只要城市發展起來，就作為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發揮作用；城市居民中占有統治地位的是商人和商人所組成的團體，他們11世紀開始獲得市民的稱呼，這些擁有財富的階級，在每個城市 都建立了行政機關來管理公共事務。

城市間以至國家間分工和貿易的的發展、市民社會的發育、城市的自治和不同城市間的競爭，奠定了16世紀以后地理大發現、資本原始積累、工業革命和近代工業城市產生的基礎。

中世紀末期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同外國各民族的交往、人口特別是鄉村人口的不斷集中、資本的不斷積聚，使工場手工業成為主導城市的生產組織。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織布業為例，分析了工場手工業為起點的工業化與“工業城市”興起之間的關系：

第一，織布業是最早的和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場手工業。

第二，隨著人口增長而增長的對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開始的自然形成的資本的積累和運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漸擴大而日益增長的對奢侈品的需求，推動了織布業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發展。

第三，“織布是一種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分化成無數部門的勞動，由于自己的整個特性，它抵制行會的束縛。因此，織布業多半在沒有行會組織的鄉村和小市鎮上經營，這些地方逐漸變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為每個國家最繁榮的城市。”

第四，織布業的發展使所有制關系立即發生了變化。越過自然形成的等級資本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資本”，在城市里出現了新的“織工階級”,破產農民開始向城市集聚，工人和雇主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歐洲的這些最早的“工業城市”的形成，標志著世界“城鎮化”進程進入了“工業化”（而不是手工業和商業）推動“城鎮化”的新階段。

17世紀中葉之后，“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于一個國家——英國。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 的工場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 業——把自然力用于工業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

馬恩認為，在英國率先建立的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控制了商業，把所有的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從而使流通加速(貨幣制度得到發 展)、資本集中。從而“建立了現代的大工業城市——它們的出現如雨后春筍——來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手工業和工業的一切舊階 段。它使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

早在1844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生動地描述大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引致的城鎮化進程：

“大工業企業需要許多工人在一個建筑物里面共同勞動；這些工人必須住在進出，甚至在不大的工廠近旁，他們也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村鎮。”

“當第一個工廠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證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時候，工資就下降，結果就是新的廠主搬到這個地方來。于是村鎮就變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變成大城市。”

恩格斯在這里深刻揭示了大工業如何通過產業和人口同步集聚使村鎮變成大城市。

恩格斯指出：“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因為這里可以共同利用交通基礎設施、熟練工人、市場和交易所，這就決定了大工廠城市驚人迅速地成長。(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0頁)

可以大致描述英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之間的關系。

J•弗里德曼把工業化的起步和起飛階段，稱為工業化階段Ⅰ；把工業化的成熟期，稱為工業化階段Ⅱ。

當英國18世紀中葉開始工業革命時，人口和其它資源要素大規模地由邊緣區向具有工業發展條件和發展潛力的“核心區”集聚，成為這一階段區域經濟運行的普遍特征。

“核心——邊緣模型”對區域圈層結構變動的描述（J·弗里德曼，1957）

18世紀初，英格蘭南部7郡占全英格蘭人口的1/3，工業革命后的英國工業化起飛期，英格蘭西南部和南部人口向中部和東北部工業區集聚，蘇格蘭，威爾士人口和也向新興起的工礦區和港口集中。

1801年-1871年間，英國總人口增長1.54倍，西南部的非工業區人口增長不到1倍，西北部工業區則增長2.58倍。

以工業大城市興起為特征的城鎮化進程同步啟動。工業革命前的1750年，英國25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25%，1801年為33.8%，1851年50.2%,1911年為78.1%。英國因而成為當時世界上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國家。

聯合王國

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的案例證明，產業的集聚是任何人口集聚的物質前提。

支撐當時英國“區域性集聚”的，是英國中部、西北部迅速生成的煤炭工業、機器制造業、紡織工業、冶金工業、大港口和大鐵路緊密聯結而成的地域性產業集群。

人口集聚和產業集聚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疊合出現，既改變了英國的產業結構，也改變了英國的城市布局。

曼徹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利物浦、謝菲爾德等大工業城市的形成，就是這一時期人口和產業雙重集聚的產物。人口集聚和產業集聚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疊合出現，既改變了英國的產業結構，也改變了英國的城市布局。

曼徹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利物浦、謝菲爾德等大工業城市的形成，就是這一時期人口和產業雙重集聚的產物。

伴隨著這一時期的城鎮化實踐是關于城鎮化理論的研究，研究者們都不約而同地將討論內容指向何為最優的城市規模。

這是因為小城市不足以提供集聚經濟的優勢，超過最優規模的城市既不能提供有效生產的外部性和消費的規模經濟，也不能有效地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參見安虎森主編《區域經濟學通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563—564頁.)

在大工業城市帶來滾滾財富的同時，嚴重的空氣和河流污染、住房緊張導致貧民窟林立，收入分配和公共福利的“城市鴻溝”的出現，社會矛盾累積和加劇， 導致“城市病”在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工業城市蔓延。(屠啟宇主編《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80頁。)
19世紀前40年中，倫敦發生毒霧事件不下于14次，在1880年、1891年和1892年的毒霧事件中，死于支氣管炎的人數分別比正常年份高出130%、160%和90%之多。1900年紐約近400萬人，有150萬人住在43000個貧民窟中。

綜上所述，工業化初期和成長期的城鎮化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引發了嚴重的“城市病”。

1.在城市的經濟系統方面，表現為城鄉間市場、交通、信息網絡的碎片化；

2.在城市的社會系統方面，表現為社會矛盾的集聚、社會治理機構的低效與失靈；

3.在市民的生存系統方面，表現為底線民生和基本民生水平過低；

4.在城市的文化系統方面，表現為創造力較低，核心價值不明確；

5.在城市的生態系統方面，表現為環境、資源承載力的急劇下降。

傳統的關于經濟中心、經濟腹地和經濟網絡三者關系的理論描述，或多或少具有單向性特征，即比較強調經濟中心對經濟腹地的控制作用。

在傳統的區域圈層結構理論中

首先，經濟中心被認為一直處于穩定狀態，經濟腹地在發展中只能依賴于經濟中心，它與經濟中心的聯系只局限于資源供給與商品需求，技術及產業的轉移，只是為經濟中心產業升級提供條件。聯系兩者的經濟網絡停留在有形商品輸送功能狀態，功能層次較為低。

這是因為經濟中心相對于經濟腹地已建立起相對健全、具有應變能力的產業結構，擁有合理的基礎設施，有能力在與城市系統保持密切聯系的同時，牢牢控制住經濟腹地。

而在這種情況下該區域經濟網絡的發育，是與單向性特征的核心區控制邊緣區的區域格局相適應的。

20世紀下半期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由于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交通手段的重大變革，也由于軟環境在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 形成中的作用越發明顯，只要該地區對人才具有吸引力，基礎設施完善，軟環境良好，都有可能成為新的經濟中心，從而帶動周邊地區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

這樣，區域經濟整合的動力、機制、速度、層次和方式都發生質的變化，區域經濟的分工合作已遠超出傳統理念，經濟中心、經濟腹地與經濟網絡間的關系呈現了更為活躍因而更為密切的和穩定的互動關系。

從經濟發展的維度，我們可以覺察到，在新生產方式、交往方式、市場結構中，經濟區域構成要素之間的聯系水平不斷提升，因此，對城鎮化和城市形態的認識，也相應發生了幾次跳躍性發展。

次核心區（亞核心）數量顯著增加，多核多圈的大都市區成為區域圈層結構的主導形態。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經濟中心在區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現出新的特征：

1.大都市區和連綿大都市帶獲得巨大發展；

2.經濟中心（核心區）的分布突破地點局限，形成了相對分散的地區布局；

3.與經濟腹地合作層次深化，產業轉移速度加快;

4.經濟區域界線日益模糊。

20世紀30年代以后，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原來的高度城鎮化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都市區”。

所謂大都市區，一般來講，包括一個大型的人口中心及與該中心有較高經濟、社會整合程度的社區。大都市區一般以縣為基本地域單元，但可以跨越州界。

目前，大都市區概念已取代美國建國以來一直沿用的以2500人口為底線的城市標準。

美國人口分布的分類標準主要是大都市區和非大都市區的區別，原則上不再作城鄉之間的分類。

1999年，美國大都市區GDP占全國的84％，占全國就業的84％，占全國收入的88％，占全國商品出口的83％，從1992到1997全國經濟 增長的89％發生在大都市區，世界前100個經濟體有47個在美國大都市區。所以，大都市區被視為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美國市長暨縣政府協會《大 都市區經濟：美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2000.9））

大都市連綿區

1960年代以來，美國又出現了大都市連綿區（或稱巨大城市帶，megalopolis）。指由數千英里高速公路連接的綿延不斷的數個大都市復合體，它標志著大都市區的發展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

目前已成型的包括：

以紐約為中心，北起波士頓，南至華盛頓特區，沿大西洋岸跨越10個州的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連綿區；

以芝加哥為中心，東起匹茲堡、布法羅、克利夫蘭、底特律，西達圣路易斯，中有密爾沃基、哥倫布，南繞五大湖呈半月形的中西部大湖區大都市連綿區；

以舊金山和洛杉磯兩大都市區為主體，從北部的圣克拉門托向南一直延伸到圣迭戈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連綿區。

這三個大都市連綿區的人口幾乎相當于全國總人口的一半。（王旭《美國的大都市化與中國城鎮化道路的抉擇》，《中國城鎮化：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6）

這三個巨大城市帶幾乎相當于美國全國總人口的一半。

美國大型大都市區（人口百萬以上）的快速發展

“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長是完全停止的，許多大城市人口開始下降，特別是內陸的工業城市，如克利夫蘭和圣路易斯。但在中心城市停止增長 的同時 ，大都市區的總人口卻持續增加。”（美]約翰·M·利維著《現代城市規劃》（第五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6頁。）

這一期間，其它各國也先后出現了大都市連綿區，如德國魯爾地區的大都市連綿帶；英國以倫敦為中心的英格蘭南部大都市連綿帶（倫敦—伯明翰—利物浦和 曼徹斯特）；日本以東京為中心的京阪（東京、名古屋、大阪）大都市連綿帶，1999年集中了日本全國80％的大公司和私人企業，3900萬人口，并正向西 面的福岡延伸。

這樣，我們可以按照J·弗里德曼的研究思路，從一區域工業化的發展水平（其核心動力是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優化）著眼，經濟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工業化階段Ⅰ，即工業化起步階段

按照韋伯的工業區位論和佩魯的“增長極”理論，由于經濟中心的收益高（成本低），資源要素和優勢產業在有限的地區內集聚，經濟中心從結構簡單的小城鎮聚落，逐漸形成近代城市。

第二階段，區域工業化的起飛階段

在核心區工業投資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區域內部“極化效應”依然強大，當“擴散效應”開始發揮作用，區域的“次核心區”迅速推進工業化，原來的稀疏分布的城市開始聯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中小城市集群。

第三階段：區域工業化的成熟階段——“工業化階段Ⅱ”

此時在核心區工業投資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邊緣區工業化逐步起步和起飛，核心區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逐漸調整為以服務業或技術含量更高的工業 為主，“城市集群”發展為以城鎮化地區為核心的大都市區。1900年代之后，在英國和美國出現的“郊區化”現象，實際上是大都市區的形成路徑。

第四階段：弗里德曼“核心——邊緣”理論的“空間經濟一體化階段”

此時區域的產業結構已完成戰略性調整優化，資源要素全方位合理流動和配置，多個大都市區通過有機銜接而聚合成大都市連綿帶。

經濟腹地開始擺脫單純的依附性，較為容易發生質變而成為經濟中心，并引致區域圈層的重疊。

與區域工業化進程相對應，經濟腹地與核心區之間的聯系形態也經歷了四個階段：

區域工業化起步階段：核心區極化效應非常強烈，由于廣大邊緣區還處于前工業化社會，經濟腹地基本上還處于被動的依附狀態。

區域工業化成長期階段：極其需要相對穩定的資源供給渠道和產品、服務品市場。此時，經濟腹地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與核心區之間開始形成帶有優勢分工性質的穩定的市場供求聯系。是開始擺脫單純的依附性。

區域工業化成熟期階段：核心區制造業邊際收益開始遞減，經濟腹地的工業化進入成長期，自我發展能力的逐步積累增強，加上信息化手段的普及，經濟腹地開始進入自主開放的產業承接階段。

區域的后工業化階段：這一時期的核心區發育成大都市連綿帶，原來的經濟腹地已處于工業化的成長期和成熟期，作為區域的次核心區（亞中心），在繼續其它經濟中心的博弈中，會自覺主動地與區域其它地帶實現整合，并對主導產業作出符合區域整合要求的多維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