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參考資料】
（一）樂府
1.秦﹑漢間的樂府建置： 樂府建置始于秦代，與“太樂”并立﹐分屬內廷掌管﹐根據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及1977年始皇陵出土的錯銀“樂府”鐘。梁劉勰﹑唐顏師古﹑宋郭茂倩及鄭樵﹐皆據《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之說﹐把“乃立樂府”解釋為始創樂府的建置。宋王應麟﹑清何焯等曾據漢惠帝二年的史料提出異議。實則《史記·樂書》與賈誼《新書》亦早有武帝以前的有關樂府記述。今人以為樂府始創于秦﹐漢初因襲之；漢武帝立樂府﹐應解釋為樂府機構的大規模擴建。
　　哀帝罷樂府與晉﹑隋間的太樂樂府： 公元前7年﹐漢哀帝裁撤樂府官﹐下詔：“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對于這一史實﹐有“罷（停辦）”﹑“省（精簡機構）”兩種解釋。《漢書·禮樂志》明確記述：當時的樂府員工﹐經過裁減﹐余下47％﹐并入太樂機構。晉﹑隋間﹐有“太樂樂府”之名﹔《隋書·音樂志》鄭譯樂議討論“三聲并戾”﹑“三聲乖應”問題﹐前稱樂府﹐復稱太樂﹐可見這一時期樂府與太樂仍為同一機構。唐代在太樂署之外﹐無樂府之名﹐另設教坊與梨園。此后就不再有樂府機構的設施。
　　樂府與雅﹑俗樂的關系： 漢初樂府令夏侯寬為《安世樂》“備其簫管”﹐屬雅樂的禮儀活動﹐其樂實為當時民間俗樂的“楚聲”。武帝時﹐李延年更用大量的民間俗樂從事郊祀禮儀活動。晉﹑隋間太樂樂府用“清商音律”。至唐代﹐太樂署仍然兼管雅﹑俗樂。這些史實說明中古以前﹐太樂或樂府作為音樂機構與它們所管理的音樂之間﹐并無嚴格的雅﹑俗界限。太樂或樂府作為宮廷機構﹐所掌音樂的種屬往往與君主的好惡有關。君主中有為的創業者如漢高祖﹑漢武帝﹑唐太宗﹐都是思想豁達﹐不拘泥于雅﹑俗之見的﹔隋文帝有所偏頗﹐但他所提倡的“華夏正聲”﹐實為南朝“清商樂”﹐不過是以前代俗樂為雅樂罷了。王運熙《樂府詩論叢》以為太樂掌雅樂而樂府掌俗樂的分立二署之說﹐是宋代以后雅﹑俗異流思想的反映﹐實以后代制度推論前事。
　　樂府與樂府詩詞： 音樂文學的史料中以樂府借稱樂府詩詞﹐已成通例﹐最是出現這種用法的是梁劉勰的《文心雕龍·樂府第七》。至宋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用樂府二字來概括入樂的詩歌。再晚﹐某些文人將套用歌詞體式的不入樂的詩﹑詞﹑曲亦皆名之為“樂府”﹐則是名詞的混用了。
（二）、樂府詩的分類
宋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一百卷,這是一部對唐五代以前的樂府詩帶有集大成性質的總集,它將歷代樂府詩分為十二類:
   1.【郊廟歌辭】是朝廷祭祀用的樂章.古代皇帝立郊祭祭天地,於宗廟祭祖先,郊廟歌辭便是郊祭,廟祭時歌頌天地,祖宗的樂章.
   2.【燕射歌辭】是帝王宴請宗族,親友,賓客和大射時所奏的樂曲.
   3.【鼓吹歌辭】起初是一種軍樂,后來一度與俗樂結合,但漢以后又轉為雅樂,用於朝會,田獵,道路,游行等場合.歌詞今存【饒歌】十八篇,其中有若干首是民歌.
   4.【橫吹曲辭】也是一種軍樂,來自西域.漢曲多已不存,【樂府詩集】中所收的【梁鼓角橫吹曲】是從北朝傳來的,其中保留了一些北方民族的民歌.
   5.【相和歌辭】原是漢代的民間歌曲,包含不少民歌,后來產生了大量受民歌影響的文人作品.相和歌中的平調,清調,瑟調三部類,稱清商三調,曹魏開始特別發展,成為相和歌的主要部份.
   6.【清商曲辭】是南朝入樂的歌曲,郭茂倩將這些歌曲分為【吳聲歌】和【西曲歌】,晉,宋,齊時代江南一帶的【子夜歌】就收在吳聲歌曲中.
   7.【舞曲歌辭】現是配合吳踴而作的,郭茂倩分為雅舞,雜舞兩大類,前者用於「郊廟朝餐」,后者用於宴會游樂.
   8.【琴曲歌辭】是由琴伴奏而作的歌辭.
   9.【雜曲歌辭】這類歌辭所收曲調,在唐宋時代配樂情況已不清楚,有的只是文人案頭之作,根本沒有配樂.因其數量甚多,內容復雜,故稱為雜曲歌辭.察其風格,多數與相和歌辭,清商曲辭相近.
   10.【近代曲辭】這一部分是收編的隋唐兩代的樂府作品.這一部分收羅較龐雜,且都是文人作品.
   11.【雜謠歌辭】包括一些歷代民間謠諺和一些短歌,其中還有不少童謠,收羅是較為龐雜的.
   12.【新樂府辭】指的是唐代詩人所寫的「即事名篇,不復倚傍」的一種歌行體的樂府.由杜甫肇始,而元稹,白居易發揚光大.新樂府辭連古樂府的曲名都不沿用了,也就與音樂無關,所以這應該說是由樂府生發出來的一種新的詩篇,新的體裁.
    上述十二類中,郊廟,燕射,鼓吹,橫吹,舞曲,屬於「官樂」,主要是廟堂文學;相和,清商,琴曲,雜曲,屬於「常樂」,主要是一般流傳在民間無名氏的作品.這兩者都是入樂的.其中近代曲,新樂府,雜謠歌辭,就不一定都是入樂的作品了.就宋人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所作的分類和所收的作品看,其中鼓吹,橫吹,雜曲,相和,清商和雜謠歌辭,都有些民間優秀的作品,可以說是樂府詩的精華所在.
（三）、樂府詩的特質：
可以先由古詩與樂府詩的異同說起.
就作者而言:樂府為民間作品,古詩多系士大夫階層之作.
就詩樂關系而言:樂府可歌,古詩不可歌,只能吟誦.
就形式句法而言:樂府多長短句,古詩多形式整齊之五言詩或七言詩.
就題材內容而言:樂府以紀功敘事居多,古詩則任意所之.
就作品風格而言:樂府貴遒勁,古詩尚溫雅;樂府較顯露,古詩較含蓄.
  具體而言,樂府詩的特質蓋有三端:
   1.題材內容富有寫實精神:樂府詩來自民間,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富有寫實精神,廣泛地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的現實生活與思想情感.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漢代的詩歌】曾比較樂府民歌和詞賦的內容:
    一種是上層社會的裝飾品,帶著濃厚的貴族色彩和典麗的氣息;另一種是社會民生的表現,在質樸的文字里,蘊藏豐富的情感與真實的內容.有的描寫戰爭,有的表現饑寒,有的歌詠孤兒病婦的悲哀,有的描寫家庭男女的悲劇.這一切都具有活躍的生命,表現了民間歌辭的藝術價值.
  2.表達形式具有民歌特色
    樂府詩文字樸實,語言活潑,情感熱烈, 在表達形式上自由變化,充分顯現民歌的特色.就其最具體而言,有三項特色:
    （1）.多用問答的形式。
    （2）.字句自由變化,長短不拘,從一二字到八九字,參差不齊.如《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問遺君？ 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
   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
   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
   妃呼狶!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再如《上邪》:
上邪!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
這兩首都是和樂府中的情歌,前一首以女子的口吻,敘她聽到情人變心的消息,下定決心要一刀兩斷,但回想起當初的兩情相悅,內心又難以割舍,究竟絕與不絕呢只好無奈地說:算了,甭再想他了,等天亮了,天日自會照亮我的心!后一首也是出自女子口吻,指天發誓,永遠相親相愛,顯示愛情的堅固永久,無以復加.兩首詩的句法參差,自由變化,適足以流露熾熱的摯情.
  （3）.常有長篇的敘事詩.如漢末的《孔雀東南飛》:
《木蘭辭》與《孔雀東南飛》并列為南北民間敘事詩的代表作.《孔雀東南飛》屬家庭悲劇,《木蘭辭》屬社會喜劇,分別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自從此詩流傳之后,木蘭從軍的故事不但在歷代的詩歌,戲劇中不斷出現,更活在廣大的中國人心目中.
    樂府詩在表達形式上,除了以上三點以外,常用譬喻,雙關的修辭方式,語言通俗,保存口語等,也是十分顯著的特色.
  3.詩樂合一呈現樂教的意義
   最早的文學形式,往往是詩歌,音樂,舞蹈三者合一.《禮記.樂記》云:“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接本於心.”(周禮.地官.司徒):“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中國在傳統溫柔敦厚的詩教之外,尚有致中和的樂教.因為樂本人心,聲有哀樂,性情相通,靈氣相契,能在無形中陶冶性靈,變化氣質。
（四）、漢代樂府詩的藝術成就
在藝術上，漢樂府最突出的特點是敘事性。明代徐楨卿在《談藝錄》中說：“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詩經》中絕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詩，很少帶有故事情節。漢樂府歌詩中則出現了較為完整的情節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孔雀東南飛》那樣的長篇敘事詩，也有《陌上桑》等情節生動，富于戲劇性的作品。即使那些不以敘述故事為目的的短詩，也往往有一些具體的生活片斷和細節描寫。如《十五從軍征》中，重點描寫了那個老兵到家前后的經歷，通過他的遭遇和感觸，以小見大，揭露了漢代的兵役制度。又如這首《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為吾  。
       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
       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
全詩除了前兩句的起興和后兩句的抒情，中間敘述了一件主人公流浪途中見到的小事，寫出了飄泊之苦；夫婿“斜倚西北眄”的動作，逼真傳神，很有戲劇性。這種寫法與《詩經》中那種直抒胸臆、重章疊唱的作品有顯著不同。在漢樂府歌詩中，作者或以第三人稱的方式鋪敘故事；或通過主人公的自訴表現生活場面和細節；或在人物對話中展示一定的情節，表現方式靈活多樣。作者特別善于在矛盾沖突中，通過人物的行動和語言，表現其性情；注意從不同角度刻劃人物形象。如《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余”。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余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
       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為人潔白晰，鬢鬢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詩中生動塑造了一個勞動婦女羅敷的形象。她勤勞美麗、忠于愛情，同時又勇敢、機智，不僅敢于反抗，而且善于斗爭。面對太守的調戲，她鎮定從容，一面輕蔑地斥責對方：“太守一何愚”，一面采用夸夫的手段從氣勢上壓倒太守，終于使太害狼狽而歸。這一形象從外貌到精神都是光彩照人的。詩中采用虛實結合和側面烘托的手法，寫羅敷的美貌，先從她的生活環境寫起，一直寫到她的妝飾。然后避開對她的容貌的正面描寫，又寫旁人對她的美貌的反應，引起讀者的聯想，起到了正面描寫所起不到的作用；然后又通過她回答太守時的輕蔑、夸贊夫婿時的自豪，表現了她的堅貞和機智，使一個光彩照人的勞動婦女的形象呼之欲出。這樣生動的人物描寫是以前的詩歌中罕見的。
    漢樂府民歌的語言質樸自然，生動活潑，富于生活氣息。作者具有深切的生活體驗，敘事抒情皆如信口而出，不假文飾，但又情景逼真，很能感人。如《孤兒行》：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
        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
        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
        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為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
        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 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
        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
        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
        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還我蒂，兄與嫂嚴，
        獨且急歸，當興校記。亂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書，
        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主人公用如泣如訴的語言，把自己的生活瑣事一一道來，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狀。清代沈德潛在《方詩源》中評此詩說：“極瑣碎，極古奧，斷續無端，起落無跡，淚痕血點，結掇而成。”其成功奧秘就在于它是作者心聲的自然流露。很多作品用日常習見的事物作比興，如《白頭吟》中用“竹竿何裊裊，魚尾何漇漇”來比喻戀人間的幸福和諧；《艷歌行》中主人公用“水清石自見”比喻自己行為磊落，真相終會大白；《古歌》中用“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形容思鄉的苦況，都寫得淺顯生動，韻味悠長。另外，《飲馬長城窟行》中不僅用了出色的比興，而且采用頂真句式，造成步步轉折、蟬聯往復的抒情效果，民歌色彩非常濃厚。因此，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說：“漢樂府歌謠，采摭閭閻，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
       漢代樂府詩中的有些作品帶有浪漫主義色彩。如《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
         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詩中用火山爆發般的激情和高度夸張的比喻表達對愛情的堅貞；《戰城南》、《烏生》、《枯魚過河泣》中展開了奇特的想象，或讓死者與烏鴉對話，或讓烏鴉自訴遭遇，或假托枯魚告戒同伴，令人拍案驚奇；《陌上桑》中則把女主人公做了理想化的表現，其情節幽默風趣，帶有喜劇性。這些浪漫主義的表現正是民歌的突出特點。
       漢代樂府詩的形式靈活自由，篇章句式變化多樣。它們突破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格局，創造了包括四言、雜言和五言的豐富的詩歌體裁，便于容納更多的內容，更為自由地敘事抒情。其中的《陌上桑》、《飲馬長城窟行》、《孔雀東南飛》等已經是成熟的五言詩；《戰城南》、《婦病行》、《孤兒行》等是參差多變的雜言詩；有的作品還帶有一些七言句式。漢樂府民歌是由《詩經》的四言體向五、七言詩過度的重要階段。自此以后，五言詩就在詩壇占據了重要地位，七言詩也逐漸走向成熟，雜言詩則作為一種別具一格的詩體，受到了歷代作家的喜愛。
       漢代樂府詩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此詩又名《焦仲卿妻》，最早見于梁代徐陵的《玉臺新詠》。詩前有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可知此詩取材于真人真事，約成于漢末建安年間。全詩共340多句，1700多字，是漢文學史上最長的敘事詩之一。它通過劉蘭芝，焦仲卿兩人的婚姻悲劇，暴露了家長制和封建禮教的罪惡，表達了青年男女爭取愛情和婚姻美滿的愿望，同時也反映了漢代的風習禮俗。
       詩中敘述了一個完整的愛情悲劇，情節曲折動人，矛盾沖突尖銳復雜。蘭芝被遣展開了主人公同封建家長的矛盾沖突，是故事的開端。劉、焦分手，蘭芝回家后受兄長逼迫，違心地應允了太守家的婚事，是故事的發展，至此，人物關系更為復雜，矛盾沖突愈加尖銳。到了仲卿聞訊，前來責難蘭芝，二人產生誤會，后來相約殉情，故事便發展到高潮，各種矛盾充分展開了。劉、焦二人雙雙自盡，矛盾得到解決，是故事的結局。最后，二人合葬，墓旁生出松柏梧桐，令人嗟嘆不已，是饒有余味的尾聲。全詩圍繞劉、焦的愛情悲劇描寫了各種矛盾沖突，情節緊湊集中，剪裁精當，引人入勝。
詩中運用各種藝術手段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劉蘭芝勤勞善良、美麗溫順，但又柔中有剛，敢于反抗。焦仲卿同樣善良溫厚，忠于愛情，但性格懦弱，守禮盡孝，對母親抱有幻想。焦母和劉兄是兩個典型的封建家長，前者專橫頑固，后者庸俗事例。他們的壓迫促成了劉、焦二人的悲劇。劉、焦兩人不向封建勢力屈服，用生命去追求愛情和自由，在他們身上，寄托了人民的美好理想。作者通過富于個性的對話和行動、細節描寫，從不同角度表現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對次要人物，也能用簡要的筆墨使其神情畢肖。如焦母面對仲卿“捶床便大怒”的動作和“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的喝罵，生動表現了她的專橫無理；而劉兄對蘭芝的一番勸誘，又活畫出一幅市儈小人的嘴臉。
      《孔雀東南飛》在敘事中帶有濃郁的抒情性。作者運用了很多鋪敘、烘托和渲染，以造成感人的藝術效果。“嚴妝”一節詳細敘寫劉蘭芝被遣時著意梳妝打扮，即刻劃了他的美麗和堅貞，也表現了其復雜心情。太守迎親一節，極力鋪陳其豪華，反襯出蘭芝的悲涼心境及不慕榮利。景物描寫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渲染作用。如用“其日牛馬嘶”來渲染太守迎親的熱鬧場面，用“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來造成一種悲劇氛圍，都從不同方面襯托出人物內心的悲哀，此外，詩中還出現了一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有助于對藝術氛圍的渲染。
       另外，此詩在寫實的基礎上帶有浪漫主義色彩。詩的末尾寫仲卿夫婦合葬華山，墓旁松柏、梧桐枝葉相交，鴛鴦相向，日夕合鳴，以象征他們愛情的不朽，從精神到表現手法都是浪漫主義的。
     《孔雀東南飛》是漢文學史上最杰出的敘事詩。千百年來，它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近代以來，又被改編成戲劇，流傳甚廣。
       漢代樂府詩繼承了《詩經》“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優良傳統，它的大膽反映現實的精神在詩歌史上影響深遠。后代凡是反映民生疾苦、暴露黑暗現實的詩作往往采用樂府的形式，以至于批判現實成了樂府詩的一個基本特點。
       漢代樂府詩大大發展了我國的敘事詩，它的以事成篇、即事見義的表現方式和敘事寫人的技巧都被后代作家繼承和借鑒，成為樂府詩的共同特征。
       漢代樂府詩的詩體形式也在文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的五言詩直接影響了文人五言詩的產生，雜言詩也成為詩歌史上的一種重要體裁，長期被后代詩人所運用。(文章源自《中國文學史》上卷第一編第五章，北師大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編)